实践中，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正在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推动了科学仪器设备、科技基础设施、科学项目工程以及科技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促进了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科技创新一体化奠定基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等，并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在这个现实国情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无疑极大提升了难度系数，也将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法治调整范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全面进步才有切实的保障。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作出总体规划和部署，同时系统规划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报告强调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体现了对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肯定，以及对未来公益诉讼的期许。但是，二者又有冲突、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轻则有损人们的生命质量，重则败家亡国，不可不慎。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看《唐律疏议》的经典表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错误的发生，主要就在于把法律对道德的保护视作道德取代法律，未能分清法律只是对道德中恶的对立的处置，而道德有其自身的功能效用，不能与法律混为一谈更不会取代法律。更吊诡的是，有人对国家的扶持甘之如饴，坦然受之，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进而挑精拣肥、啧有烦言，这非但不能增加人们的道德素养，恐怕还有养痈贻患之后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理解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安顿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衷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是人类首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解决的历史难题。

这一谬误就在于没有认清法律只是对恶的对立的解决，而权利有它自身的发展轨迹，并非由法律决定更无须法律肆意干预。所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法律，而这个好法律的首要标准，就是对道德和权利的遵循。

同样，道德也需要权利的支持，再高尚的道德，没有权利（物质财富）的支持，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种恶的对立中，侵害人实现了自身的对立统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人类胼手胝足生产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物品到通过商品交换获取需要的物品，是一个大的历史飞跃，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行为，都大为增强，人们之间的权利对立也因此勃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最重要的触媒是商品交换的出现，由商品交换所引发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被司马迁形象地描绘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在执行过程中要保证钉子户的正当利益（按拆迁标准补偿），又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合情合理。同理，权利的经历也大致相仿，只是受生产方式的制约更多一些。一、道德和权利与法律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已经清楚道德和权利是道的两极，它们从出于人性，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主导着人们的俗世生活，构成了我们的现实世界。

当道德和权利正常运行时，或未处于恶的对立时，不需要法律插手其间。[6]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生产方式与人性演变。

[9]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当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时，一定不要忘了道德和权利自身的建设，否则，依法治国只可能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在这些追逐权利的行为中有很多是上不了台面的，什么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什么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什么博戏驱逐，斗鸡走狗，什么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可以说为了逐利无所不用其极。用一类案例来说明，这类案例具有普遍性：在城市建设或国家建设中的房屋拆迁，使人们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使城市面貌得以改观，使国家经济得以发展，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社会的天平上，道德与权利早就分出了高下。可见，在人类的历程中，道德与权利，总和我们相依相伴。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就能更好地去理解依法治国，更好地理解法律与道德和权利的关系。孤竹君之二子，虽然道德高洁（耻不食周粟），也要饿死在首阳山中。

[9]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和剥削、私有制、阶级对立直接相关的，它侵蚀了人心，分化着社会。在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我们常常听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一说法，这是一个重大的谬误。

如果放任，不仅损害了公众和国家利益，还会产生联动效应，使以后的拆迁越来越难进行。当二者形成矛盾时，要作两面的思考，权衡二者的利弊，兼顾二者的现实需要，尽可能使二者相安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

如为个人权利而斗争，那只是平凡。反之，中国自秦汉以来是大一统的国家，也可以说是大政府的国家，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多有关顾，管理国家的手段并非仅有法律一端。

加之过去对个人权利的鄙夷，对道德的崇尚，恶的对立是否会相对少一些（这一点未作过比较研究，不可亟下断语）。要明白，我们现在正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事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在道德和权利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建设没有跟上。诚然，人类在对权利的追逐中会无所不用其极，致使许多社会罪恶源源不断，这会对道德形成最严峻的挑战。殊不知这种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公众利益或国家利益，有些小区改造陷于停顿，有些城市道路半途而废，有些国家项目为此迁延。

当权利受到侵害，法律的保护是首选。但人们对权利的追逐，恰恰又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人类不仅要生产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还能在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

在一般意义上，道德和权利自身建设得好，恶的对立较少出现，会减轻法律的负担。其实，西方之所以是法治国家，是因为它们主张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这对促进社会的活力有其积极作用，法律是它们的最后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这就和我们这里对道德和权利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说很接近了。所以，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和权利混为一谈，更不能将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与法律的重要性等量齐观，就人性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和权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其他的社会机制都是围绕其旋转的，法律只是这些社会机制之一，再说一遍，法律的重要性取决于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

[10]这是我们要预先警惕的。不仅因生产力的进步而使物质财富持续地加增，而且因对大自然的把握越来越解放自己。一句话，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合适且能不断增长的范围内。一方是强制的，另一方是被强制的。

我们上面已经说了，道德和权利有自身的运行机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法律要遵循道德和权利，就是要遵循道德和权利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没有好的道德建树和好的权利建立，就难于有一个好的法律。如为道德施人以惠，那就是和美。

依法治国已经喊得价天响了,没有任何反对之声,这在中国诚然是一个大的舆论成就,但在一边倒的叫好声中,依法治国是否有形式化的倾向?现在人们一谈到依法治国,仿佛就得了国家治理的法宝,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1] 在这种恶的对立中，由于对立统一的单极化，对立面的双方一方是主动的，另一方是被动的。

二、道德和权利的根本性 如上所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更专门地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